國內虛擬貨幣交易監管不斷升級。繼叫停ICO后，監管層又關停虛擬貨幣交易所，并要求各地引導轄內企業有序退出“挖礦”業務等措施。疾風驟雨之下，業內已是風聲鶴唳。

2月1日，國內交易量最大的數字貨幣交易平臺“幣安”（Binance）宣布，“根據中國相關政策法規，幣安不為中國大陸地區用戶提供服務”。此外，IOST、UIP、KuCoin、CoinEx等也發布或傳出停止服務大陸地區用戶的消息。

隨著中國加大監管力度，部分“虛擬貨幣”平臺、ICO平臺、“虛擬數字資產”交易平臺將業務活動轉移到境外，選擇海外注冊公司。其中，日本成為一個較為理想的地點，因為該國的《資金結算法》認可虛擬貨幣為一種支付手段。

以“幣安”為例，該平臺于2017年7月14日上線，業界已知的注冊地包括香港和日本。在去年9月ICO禁令發布后，“幣安”將總部搬到日本，公司創始人趙長鵬和高層多次曬出東京辦公室照片，甚至有自媒體稱“幣安”成員將家屬也帶到了日本。

幣安創始人趙長鵬曬東京辦公室

幣安CMO何一曬日本團隊

值得玩味的是，前述停止服務大陸客戶公告發布后，有“幣安”用戶在官方群中向“幣安”CMO何一求證，聊天截圖顯示，“幣安”此次關閉通道只是限制大陸地區IP并非限制中國用戶的身份。

幣安高層在用戶群聊天截圖

但是，虛擬貨幣從業者轉投日本，是否真的就得到了金鐘罩呢？

中國科技金融法律研究會理事肖颯撰文指出，2016年修訂的日本《資金結算法》已經把虛擬貨幣認可為一種支付手段，且能夠在市場上使用和流通，實際上認可了比特幣等虛擬幣的“一般等價物”性質，對虛擬貨幣交換等業務提供了在日本國內的合法性支持，這一點毋容置疑。

但是她指出，在日本創業，如果不了解日本法律尤其是刑法內容，可能面臨重大法律風險。

“日本的刑法圈比我國的刑事打擊圈要大得多。在日本法律中，對于‘罪與非罪’的界限，是完全從行為人的行為出發，不規定什么數額限制和嚴重情節，這與我國刑法有數額和情節等門檻，是有明顯差異的。”

肖颯表示，日本刑法典是該國刑法體系的基石，但同時伴有“特別刑法”，“還有大量刑事規定的法律淵源直接就是：行政法和經濟法。舉個例子，就相當于，我國一行三會出的行政法規，突然規定一條從事某違法行為的，就是犯罪，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罰金為非法所得金額的3-5倍。這在我們國家是難以想象的。”

“日本是否會出現針對網絡虛擬世界的經濟類特別刑法，我認為確有可能，也許只是時間問題。”

此外，肖颯還指出，“正如赴日經營虛擬幣的團隊看到的那樣，本國人和外國人都在明里暗里‘排隊’，爭取登記一種主體：虛擬貨幣交換業者。只有二十余家拿到了登記，其他的競爭者還在虎視眈眈，這種準牌照的稀缺程度，堪比我國第三方支付牌照的水漲船高。”

“不要出現詐騙案件、監守自盜丟幣事件，也不要未登記成功時就開始嘗試交易，日本的刑法決然很嚴苛，不要以身試法。”

針對虛擬貨幣交易平臺在境外注冊，但同時面向國內客戶服務，是否受中國法律法規約束的問題，肖颯對【法問】表示，“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具體還是要看涉事方是否觸犯了中國刑法保護的法益。因為中國刑法除了保護公民財產安全，還要保護金融管理秩序。”。

“目前還是一個學術難題。”她表示業內對此還未有結論。

北京市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近日發文稱，“隨著各國政府加強對‘虛擬貨幣’、ICO、‘虛擬數字資產’交易、‘現金貸’領域的監管，部分境外機構存在被所在國政府強制取締的風險，還有部分境外機構因存在明顯的技術風險、合規風險已被限制訪問。在這種背景下，境內金融消費者轉向境外機構參與的業務將面臨確定的風險。”

【來源：新浪法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