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金融業的版圖中，現金貸不是一個單獨的個案，應該從整體上把握這個新事物，追根溯源地考察金融歷史的演變和脈絡，在放任自流和全盤否定的監管模式之外，尋找到第三條道路，即運用技術驅動型的監管科技，把現金貸關進籠子，使其更好地服務于金融消費者和實體經濟。

在我國金融業的版圖中，現金貸不是一個單獨的個案，應該從整體上把握這個新事物，追根溯源地考察金融歷史的演變和脈絡，在放任自流和全盤否定的監管模式之外，尋找到第三條道路，即運用技術驅動型的監管科技，把現金貸關進籠子，使其更好地服務于金融消費者和實體經濟。

填補金融市場空白

現金貸的雛形可以追溯到我國晚清民國時期的“印子錢”，和一般的借貸相比，印子錢主要針對城鎮中下層貧困人口或者流民，它放貸額度極小，一次貸款（快速審批秒下款）一般不超過 50 元錢，放貸期限短，一般是一到兩個月，還款方式則是一次借款，逐日清償。借款人每日還款時，要到放款人為其專門設立的折子上打一個印子，這也是印子錢名稱的來歷。

而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興起的“發薪日貸款”中，也可以看到現金貸的身影。發薪日貸款起源于折價購買延期兌付的個人支票。比如客戶開出一張支票給放款人，后者同意持有支票一段時間（通常不到兩周），并收取一定的費用，相當于放款人折價購買了客戶的支票。“發薪日貸款”目前已經發展成為一種世界現象，在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都有繁榮的發展。

反觀我國，如果說2004年問世的支付寶解決了電子商務的支付網絡擔保問題，網絡小貸則解決了互聯網的跨區域放貸，解決了阿里對于淘寶體系的小額放貸問題，這兩個金融市場是中國互聯網金融崛起的重要基礎，有其發展的現實意義，也滿足了市場的部分特定需求。

那么，為什么現階段中國會出現互聯網小貸、消費金融和現金貸的爆發式增長？因為從本質上說，中國并不是一個金融高度發達的國家。現金貸這一互聯網金融和消費金融融合發展的代表性產物，是作為當前金融市場的補充發展起來的。

我國目前正處在從儲蓄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變的階段，需要刺激內需，拉動我國經濟發展，但由于中國存在海量次級信用人群，在現有的商業銀行體系內無法解決資金的短期融通問題，現金貸剛好填補了這一空白，幫助這些用戶建立起自己的第一個信用賬戶，讓他們所有的消費行為和數據，不斷被納入到平臺的評估體系，使他們的信用持續獲得成長，從而幫助他們享受更加普惠、便捷的金融服務，壓縮了非法借貸的空間，并助力金融科技創新，服務中國經濟轉型。

但是，隨著規模的擴大，現金貸暴露出了一系列問題：由于缺少準入機制，導致市場上大量低資質的互聯網現金貸平臺涌現，平臺主體良莠不齊；客戶審查標準缺失，對借款人“多頭借貸”行為難以有效識別，誘導客戶續貸、短貸長用等導致的信用風險；信息存在被盜取和泄露的風險以及技術安全風險；個人信息被無償獲得、不法使用等問題；暴力催收，等等。出于防患未然的考慮，監管側果斷采取了監管措施。

走向善治的監管理念

監管不是單向的過程，它同樣需要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設，是在政府、市場和公民的共同參與下，達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

現金貸的監管，也涉及“為什么人”的問題。從目前來看，我國金融監管仍然停留在縱向割據的行業監管階段，還未對“金融消費者”的概念進行過界定，也未根據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機構之間的不平等交易關系調整金融監管的范疇和方式，并構建起以金融消費者保護和金融市場功能確保為核心目標的金融監管。

現金貸的監管，同樣需要以保護金融消費者為首要目標。我國的金融消費者不但在與金融機構的交易中處于弱勢地位，而且具有一定的異質性，導致金融消費者在信息獲取和應用上處于弱勢，也容易使金融機構利用金融消費者的自身局限性，誘使他們做出偏離理性甚至錯誤的投資決策，這一點，在互聯網金融領域尤其突出。

監管的目標之二，是促進互聯網金融核心功能的實現和行業的健康發展。“智慧在民間”，對于互聯網金融的監管，應當采取開放、包容的態度。互聯網金融過去幾年的野蠻增長充分證明了兩點：一是離開了監管，互聯網金融難以實現良性發展；二是適度寬松的監管環境有利于互聯網金融創新。因而，監管的方向應當是框架性的監管，守住核心的風險點，在此基礎上保護好市場創新。

而監管的終極目標，則是避免系統性金融風險。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工作將按照十九大報告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有關要求，以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底線，完善法律法規框架，創新監管方法，實施穿透式監管，建立互聯網金融的行為監管體系、審慎監管體系和市場準入體系，引導其回歸服務實體經濟本源，并以此作為衡量的標準。

基于這三大目標，新形勢下的現金貸監管，應該秉承如下理念：

首先是柔性監管。柔性監管包含了良好的“治理即善治”的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有效。柔性監管通過個人、組織的自我約束和相互約束，以及更加廣泛的輿論約束和利益機制來規范人們的行為，調整社會關系的作用。因此，柔性監管明顯區別于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主要以國家強制為后盾的監管機制。

其次是穿透式監管。穿透式監管是指在監管的過程中打破“身份”標簽，從業務的本質入手，將資金來源、中間環節和資金最終流向穿透聯結起來，按照“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辨別業務本質，根據業務功能和法律屬性明確監管規則，是針對混業經營的金融新業態進行監管的重要模式。

最后是功能性監管與機構監管相結合。功能性監管的含義是按照金融業務進行監管，只要從事同一金融業務的機構都要按照相同的監管標準進行監管，監管當局監管的是具體業務。而對于機構監管而言，則是對一家機構從生到死全面的審慎監管，包括全程關注其風險狀況及風險處置能力等。

對于現金貸平臺，單純的機構監管會導致監管重疊和監管真空，如果實行完全的功能監管，則意味著大量的現金貸平臺喪失競爭優勢，甚至走向絕境。

用監管科技把現金貸關進籠子

黨的十九大報告特別提到要促進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類資源協同發展，加強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對于這些科技創新，自然需要一些創新的監管方式。所以十九大報告也提到了轉變政府職能、創新監管方式。

我們認為這種提法包含的思想應該是鼓勵創新，尤其是要監管方式創新，強調技術驅動性監管。通過技術驅動監管，防止多頭借貸、惡性借貸問題，建立反欺詐的體系。基于此，建議對現金貸的金融監管多采取行為監管和技術治理，即監管科技（RegTech）的方式實現有效監管。

信息工具的運用首當其沖。只有運用好互聯網、大數據等信息技術手段，進行風險預測和風險判斷，才能有效規制目前金融科技領域的創新與風險。以信息工具為核心的金融風險規制路徑可以適用到整體金融市場的風險防范與治理的過程中。

人工智能審核放款優勢明顯。目前，人工智能在現金貸領域已經開始應用，與傳統人工審核相比，人工智能有著多方面的優勢：機器更適合處理海量數據，更適合通過樣本快速學習，并且不會受到個人經驗、體力及道德的限制，同時為用戶提供全年無休的7×24 的服務。例如，京東金融風控體系利用深度學習、圖計算、生物探針等人工智能技術，實現無人工審核授信和放款，壞賬率和資損水平低于行業平均值50%以上。用錢寶通過近百次的模型進化，其機器模型的審批通過率是同業水平的兩倍，且逾期率低于同業水平40%。

采用智能風控，能夠重點解決反欺詐和多頭借貸行為的識別。其一，反欺詐是現金貸等小額貸款風控的首要課題。目前，線上貸款的欺詐行為有中介代辦、團伙作案、機器行為、賬戶盜用、身份冒用和串聯交易等。針對這些欺詐行為，常用的反欺詐規則包括勾稽比對、交叉檢驗、強特征篩選、風險關系以及用戶行為數據分析。其二，多頭借貸行為的識別，一方面要靠一些從事現金貸業務的平臺相互合作，實現貸款申請數據的共享，以及第三方征信機構將留存的大量貸款申請人的身份信息，經過查詢異常檢測算法的過濾以后形成可靠的多頭借貸數據庫；另一方面結合貸款申請間隔是否小于貸款期限，判斷是否有借新還舊等惡性多頭借貸行為的風險。

大數據征信可與傳統征信體系結合。我國目前的征信系統數據，主要從各金融機構及公共機構得來。近年，大數據征信的概念興起。但僅靠大數據征信有時也會存在一定的偏差，同時也需要傳統征信系統的開放，如央行和芝麻信用的征信數據庫，從而建立統一的征信平臺。征信體系對互聯網金融的發展至關重要，我國互聯網金融處于快速發展階段，但互聯網征信體系仍不完善，若要推動互聯網金融及社會經濟的良好發展，還需要進一步對征信體系進行創新發展。

【來源：英大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