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從事商業保理業務的劉明，最近一直忙于公司合規方面的工作。“據說深圳在今年年中會出臺不合規出清的相關政策，因此我們正抓緊時間完善整個風控體系。”

劉明所說的“出臺相關政策”，源于去年12月，深圳市金融辦（深圳市金融監管局）更新了主要職責范圍。在此次更新中，深圳將轄區內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等七種類金融機構納入監管，并強化對全市轄區內投資公司、社會眾籌機構、地方各類交易場所等的監管。

此舉意味著地方金融的統一監管正式拉開序幕。

2017年7月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指出，要堅持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增強金融監管協調的權威性、有效性，強化金融監管的專業性、統一性、穿透性，所有金融業務都要納入監管，及時有效識別和化解風險。要堅持中央統一規則，壓實地方監管責任，加強金融監管問責。

然而下沉到地方，“壓實地方監管責任”卻面臨著地方監管部門權力和人力不足等諸多難題。

3.7萬類金融平臺監管缺失

深圳此次調整地方金融監管職責的背景是“23號文”。

2017年7月第五次金融工作會議后，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中共中央關于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的若干意見》（即“23號文”）， 首次明確地方金融監管的對象是“7+4”：7類機構是指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地方資產管理公司；4類機構是指轄區內投資公司、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眾籌機構、地方各類交易所。

在此之前，“7+4”類金融機構均處在中央監管部門鞭長莫及、地方對應監管相對缺失的局面中。

“在過去，這些業務大多分屬不同部門監管。分散監管導致行業的監管體系一直處于半缺失的狀態。”一名地方金融局的相關負責人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以劉明所在的保理行業為例。銀行保理與商業保理，單從提供保理業務的功能來看沒有本質的區別，基本上都是以受讓應收賬款的融資服務為主。但從監管上看，銀行保理屬于人民銀行和銀監會監管，有著嚴格的審核體系和準入標準；商業保理在國家層面實質缺少監管，在地方則由商務部門負責。

由于商業保理手續簡單，門檻低，期限短，更加適合中小微企業的需求。“如果按照商業保理的標準做銀行保理，銀行肯定不干；按照銀行保理的標準做商業保理，商業保理做不了。”劉明對時代周報記者表達了他的無奈。

實質上，由于準入門檻低、監管寬松加上市場需求增長，近年商業保理業務發展速度遠高于銀行保理，同時違約風險也迅速累積。

同樣歸口于商務部監管的商業性融資租賃的情況類似。盡管從事類金融業務，但只需滿足1.7億元注冊資本金要求，任何一個自然人或者民營企業，都可以發起成立一家商業性融資租賃公司。

近年爆發的幾起非法集資案，涉案資金規模均達數百億元，涉案人數以百萬計。而梳理這些案件的演化過程，地方金融監管不具備此類風險處理能力、缺乏跨區域的問題解決機制，是涉案企業得以在數地的輾轉騰挪中還能不斷膨脹的重要原因。

地方金融監管的短板從數量上可見一斑。粗略統計，目前全國已有小額貸款公司8600多家、融資性擔保公司約9000家、典當行8000多家、區域性股權市場40家、融資租賃公司和商業保理公司各6000多家、地方資產管理公司50多家，以及農民專業合作社180多萬家、社會眾籌機構約200家、地方各類交易所300多家，而工商登記為投資公司的更是數不勝數。這還不包括近年來風起云涌的各類互聯網金融機構。

據財新報道，按照目前和北京、深圳金融監管當局密切合作的騰訊相關大數據模型監測，全國目前有各類金融平臺3.7萬個，高風險金融平臺有595個，風險高發區域分布在廣東、北京、上海。

“看見”監管對象和行為

在將類金融機構納入統一監管口徑之前，地方金融監管的有效性已面臨諸多困局。

“地方金融監管中最大的問題之一，是監管對象缺乏可見性，既看不見主體，也看不見業務，往往是到出了風險事件才看得見。因此，借助監管科技的力量，將監管對象和行為納入監管視野，是一個重要手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陳道富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而這也是一些地方金融局已開始著手探索實踐監管科技的原因。

2017年12月19日，深圳市金融辦與騰訊合作共建的金融安全大數據監管平臺亮相，并發布兩大監測平臺，其中之一是深圳市地方金融監管信息系統。該系統涵蓋P2P、小額貸款公司、交易場所等業態，意在解決新興金融業態無監管系統、無監管數據、風險底數不清的問題。據深圳金融辦介紹，該系統具有備案登記、監管督導、數據報送、數據儲存、風險預警、企業評級、協同處置等機構監管的功能。

然而，監管科技能解決“看見”監管對象的問題，卻解決不了中央和地方事權職責不清和地方執法權缺位的問題。

據財新報道，目前，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在查出風險時，主要通過行政性監管和移交公安機關的方式處置。地方金融監管的最高層級依據為部門規章（最高可以罰10萬元）、規范性文件（只能警告），不能實施行政處罰（比如吊銷營業執照）。

承接逐步轉移的金融監管

近年類金融業務爆發式發展，此前相關部門監管力量不足問題已成公開秘密。而隨著地方金融嚴監管思路逐漸強化，地方監管成本的增加也將成為必然。

以深圳市金融辦為例，其官網顯示，近期金融辦內進行了組織架構調整，新設了“監管一處”、“監管二處”和“監管三處”，與現有的綜合處、金融服務處、政策規劃處、金融合作處并行。

其中，監管一處負責對全市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典當行實施監管，強化對地方各類交易場所的監管；監管二處負責對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實施監管，強化對轄區內投資公司、社會眾籌機構的監管；監管三處牽頭組織開展打擊非法集資活動，推進地方金融風險監測預警系統、監管信息系統等建設管理工作并會同有關部門加強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

“新設的三個監管處主要目的在于承接逐步向地方轉移的金融監管工作。”一名華南地區的地方金融辦負責人向時代周報記者透露，過去絕大多數地方金融辦的編制，均不能夠滿足當下“大一統”監管的人手要求，新設三個監管處，意味著深圳金融辦將會正式擔起地方金融監管的大旗。

除了監管人力不足，地方金融監管力量嚴重不足，也體現為專業性監管人員少。

此前深圳市金融辦主任何曉軍在接受財新采訪時表示，“深圳金融辦有銀行業監管背景的人只有三四個人。其他一些設立較晚的地方金融辦，其人員配備根本沒有來自金融監管部門的，而是主要來自政府機關。大部分金融辦還是招商引資時代的設置，缺乏金融監管、防風險的概念”。

盡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對金融監管提出的要求是穿透式監管，但在現實條件下，目前真正的穿透式監管只能是現場檢查，前述人員配置問題就更加突出。

為解決地方金融辦監管資源力所不逮的難題，原來由商務部發放牌照和管理的融資租賃、商業保理、典當，此次納入地方金融辦的監管職能后，相應的人員編制有所調整。深圳金融辦的人員編制增加了15人。

與此同時，時代周報記者采訪了解到，行業協會也逐漸走上臺前。

以廣東省融資租賃協會為例。該協會在今年將業務范圍進行了調整，其中包括協助廣東省人民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做好行業調研、信息統計、起草行業發展規劃、管理條例、技術規范、人才崗位規范及考核標準，同時參與制定和完善融資租賃行業的法規體系。

2017年12月7日，中國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下發《互聯網金融個體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規范》（下稱《業務規范》）和《互聯網金融個體網絡借貸資金存管系統規范》（下稱《系統規范》）?！稑I務規范》明確了參與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活動主體的權利義務，規定了存管人、業務管理和業務運營等要求?！断到y規范》則明確了標的限額監控方式。這是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首次推出行業性的自律文件。

反觀未來的監管格局，融資租賃、保理等類金融行業的監管工作具體將由各地金融監管部門負責。但由于地方金融監管部門人員有限，需發揮行業自律和監管作用，地方行業協會可能會走上前臺，承擔統計、傳達等功能，協助地方金融監管局。

【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王心昊 陸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