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的確是過時了”。在今天，《刺猬公社》報道ONE實驗室團隊解散、以李海鵬為首的原團隊成員已經全部離職的消息傳出以后，我的朋友圈里關于特稿的悲觀情緒一下彌漫開來。

作為一名前新聞專業的學生和從業者，我身邊很多同學和朋友一直把非虛構寫作視為新聞寫作的“圣杯”。

盡管存續時間只有半年多，ONE實驗室在誕生時已經被認為中國最好的非虛構寫作組織之一，原因在于它集結了一群在中國最令人矚目的特稿記者和編輯：被認為寫出了中國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特稿《舉重冠軍之死》的李海鵬、《太平洋大逃殺》的作者杜強、《黑幫教父最后的敵人》的作者林姍姍等。某種程度上，ONE實驗室是“圣杯”的外化。

在已經發布的十幾篇作品中，ONE實驗室只有一篇《生死巴丹吉林》成功賣出版權，在變現速度上難掩客觀。同時，他們也沒有實現成立時的構想：反哺老板韓寒創立的另一家更著名的公司，亭東影業的影視創作。

隨著標志性的組織受挫，對于非虛構內容商業化前景的悲觀情緒迅速蔓延。娛樂工場的投資副總裁麻寧表示，她身邊的一個例子就是，“我的朋友正在給某個非虛構公號寫稿，ONE這個新聞一出來，他們老板緊急打電話給主編要求：‘放棄這個號，停止運營’。”

實際上，非虛構寫作及其前景并沒有人們想象中的糟糕。ONE實驗室的前負責人林姍姍在今天上午發布了一條征集新工作室名字的朋友圈，表示原班人馬還將作為集體存在，并且不久之后就會有新的計劃。

在這個消息的刺激下，ONE實驗室300多人的讀者群已經刷滿：“會一直等你們”。

其余非虛構寫作組織也在繼續著自己的創業進程。《真實故事計劃》的創始人雷磊宣布了之前已經完成的一輪1200萬元融資，手上有三個正在進行中的影視項目。新一輪融資也在推進之中。

根據《三聲》的了解，隨著網劇《白夜追兇》、《無證之罪》的走紅，影視市場對于現實主義題材故事的渴求并沒有下降，幾乎每周都有導演或者編劇上門，尋求《真實故事計劃》的改編授權。

金湯匙

林天宏

在一些媒體表述和愛好者的尊稱中，ONE實驗室的記者團隊被譽為“夢之隊”，而《霾困北京時》、《北京零點后》、《東莞制造》等直到現在還經常被翻出來的特稿作者也陸續被搜羅進團隊。

和所有的內容產品一樣，“爆款”的成就需要運氣，即使是同樣的作者也不一定能取得和之前一樣令人印象深刻、同時具有深刻時代意義的結果。

ONE實驗室是國內第一個擁有“事實核查員”職位的媒體。事實核查員劉洋需要從第三次修改稿開始就進行事實核查（有時可能會有十個版本），在幾十個小時的錄音中和幾十萬字的資料中尋找和幾萬字的稿件中提及的事實對應的話語——可想而知，這不僅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還需要非常專業的技能。

精耕細作和不計成本是ONE實驗室給讀者的第一印象，也是這個品類的內容生產者引以為傲的部分。

雖然人數只有10人，但頂配級別的人才并不便宜。選擇這樣的團隊，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為了生產最優質的現實題材的影視劇本。林天宏在上任時曾經對媒體說，“有人想拍中國現實題材時，我希望他能第一個想到與亭東文化合作。” 他還提及，當時ONE實驗室的故事授權都是百萬起價。

林天宏是李海鵬在《人物》雜志多年的搭檔，在今年3月份加入ONE實驗室所屬的有樹（亭東）文化，負責協助李海鵬管理ONE品牌的整體內容業務，以及影視項目的前期故事與劇本開發。ONE實驗室則直接向李海鵬匯報，由林姍姍負責。如果從生產的鏈條看，林天宏負責鏈條的下端。

很遺憾的是，從今天看來，當時的“那一場美好的仗”并未能由這支團隊達成。媒體人孫旭陽評論道，ONE自采稿的難度其實很大，想確保質量，就必須雇更貴的人，花更長的時間寫稿，但商業變現又因此變得更難。

實際上，ONE實驗室遭遇的挫折，并不代表非虛構的商業路徑走不通，只是可能分支和大機構的訴求無法達成一致，出來了就可以自己決定怎么走。

在復盤韓寒的商業體系時可以發現，目前其生意和變現的重心在于自己的電影創作。相比ONE實驗室的內容，亭東影業計劃中的主要作品依然是韓寒自我風格和自我IP。換句話說，亭東最重要的商業半徑尚且無法直接消化ONE實驗室生產的非虛構作品，而版權售賣相比之下又需要滿足另一個市場的邏輯需要。

李海鵬已經在朋友圈宣布，ONE實驗室解散的原因在于自己在一個多月前提出的辭呈。而原團隊的大部分人，都會“作為一個整體”繼續從事非虛構工作。

“不用擔心，現在的世道怪，寫東西很賺錢的”。

“別把非虛構拔得太高”

和“潮流”相違背的是，《真實故事計劃》最近擴張了自己的團隊，開了一條新的特稿“產品線”，以作為他們內容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會在這個地方一直堅持生產下去”，在《南方周末》和《GQ》特稿部門的從業經歷讓雷磊相信深度調查和故事結合起來的力量。

去年優步中國正式宣布與滴滴合并，《智族GQ》重發了雷磊撰寫的關于滴滴公司的特稿。雷磊向《三聲》記者回憶，那時他采訪了50多個人，在滴滴“趴”了一個多月。

正是在那個時候、通過那樣的經歷，雷磊發現了非虛構寫作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很多事情，坐在家里是編不出來的。不去問問滴滴的前臺，很難知道在最開始員工們在程維的碗里搶飯這樣的細節。”

“我一直覺得人們對于非虛構有兩個誤解，首先特稿其實只是非虛構的子集，非虛構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傳記、個人故事集，當然還有特稿等，涵蓋了非常豐富的內容。第二就是人們把特稿拔得太高，其實生產特稿可以做得很奢侈，也可以做得不奢侈。”他認為，要一個文體要讓更多的人讀和寫、參與進來才有價值，特稿不應該是限于極少數人的內容。

《真實故事計劃》的第一篇特稿寫的是有關階層的故事。作者姚璐之前供職于《人物》雜志，她采訪了5個收入和背景差異都不小的家庭，寫他們對于下一代教育的選擇，描繪這些受訪者對于階層變動的焦慮。

這也是和一家英語培訓機構的一個定制合作。雷磊介紹，“我們采訪的都是這家機構的一些學生和家長。雖然內容是從這一家機構產生的，但稿件里討論的依然是嚴肅的議題，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廣告。”他們最近一個多月才開始嘗試這樣的定制合作業務，對接的客戶有麥當勞、天貓等。

除了提供定制性服務以外，故事本身創造的價值依然可觀。首先是在流量上的體現，《真實故事計劃》的另外一篇特稿《衡水中學的反叛者》在公號上就有接近百萬的閱讀，全網過千萬。《真實故事計劃》的公號本身的粉絲已經有70萬，雷磊計劃年末要達成百萬粉絲的目標。

《真實故事計劃》一直采取的是和作者共生的生產模式，在集合了一大批有意愿寫故事的作者后，再用團隊中的編輯去服務這些作者，同時提供有競爭力的稿酬。目前他們有過半的故事依然來自于UGC用戶，剩下的則由簽約作者進行。《衡水中學的反派者》這篇稿子，作者就是兩名沒有畢業的大學生，在和編輯的協同合作下，采寫出了“爆款”。

其次是他們兩個月前出的故事集，一個月賣出2萬多冊。一名圖書編輯評論，“好內容就是賺錢的”。

“我們目前過得還是挺好的。”這句話雷磊說了好幾遍。對于他們而言，變現渠道依然多樣和暢通。他們現在授權出去的故事里已經有3個項目正在籌備中，兩個是院線電影項目，一個是紀錄片項目。同時，他們也成功獲得了來自宸銘傳媒1200萬元的A輪投資，用于構建自己的小型影視團隊，在編劇上進行更多的嘗試。

“的確，新聞和編劇兩個行當隔得還是挺遠的，但不能說我寫完了一個故事‘啪’的扔過去不管了，那別人隨便改也就改壞了。還是要推動兩個行業進行結合。如果非虛構作者能夠更多地參與到編劇中的話，其實能保留更多真實故事的質感和時代的氣息。”

“特稿團隊首先是要搞懂自己的商業模式”

作為投資人和前媒體從業者，麻寧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和國內的特稿寫作組織進行了持續的深入接觸。

接觸的理由首先是特稿能夠吸引的用戶。“近幾年，消費升級和中產階級都是很火的兩個概念。非虛構寫作是非常中產趣味的閱讀，像《GQ》的國外版也是做給標準中產人群看的，我判斷特稿的讀者是相對有購買力的一波人群。看上去，它應該是一個“離錢近”的事情。”

她個人也認可優質非虛構內容的競爭力，“就拿蔡崇達的《皮囊》來說，在當下實體書出版不景氣的年代，這是多么驚人的數字！”更重要的是，從幾年前開始，在國外由真實事件改編的影視作品已經備受歡迎，在韓國就有《素媛》《那家伙的聲音》等作品，國內也有《親愛的》和《解救吾先生》。

但她很快發現，非虛構作品至少在目前由于開發周期、審查環境和市場接受程度等方面的原因，變現并沒有她估計的理想。麻寧十分贊同36氪總裁助理張卓的觀點：“這里面也有從業者本身職業性匱乏的問題。（理想的狀態）應該是通過商業模式推導自己的生產模式，然而現在許多特稿團隊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商業模式。”

“在特稿創作和開發這條產業鏈上，其實涉及許多環節的從業者：出版業、影視行業、動畫漫畫、發行行業、周邊開發、游戲、甚至線下實景娛樂。前幾年IP劇大熱，以《盜墓筆記》為例，就有實體書、電子書、有聲書、舞臺劇、電影（不止一部）、劇、密室逃脫、各種各樣的周邊產品、動畫漫畫、游戲。而特稿現在受到的關注度還不夠高，被開發得也不夠充分，這里面還需要很多相關從業者的共同努力。當然，也需要政策、市場層面的進一步向好。”

林天宏在朋友圈表示，“非虛構寫作的商業價值必須也只有進入影視開發環節”，但他也強調，非虛構和編劇是兩個行當，只有和專業編劇互相配合，才能發揮出專業人才的最大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非虛構在故事創作時的確具有無法被取代的力量。

來源：羅立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