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改變了一切的互聯網，其實并未改變什么觀點
文 / 趙賽坡，本文初載于《新京報·書評周刊》。
作為出生在上世紀20年代末的哲學家，休伯特·L.德雷福斯（Hubert L.Dreyfus）可謂見證了信息論從無到有的歷程，而他也從未停止對于由“比特”塑造的人工智能、互聯網的研究和批判。
早在1972年，德雷福斯就在《計算機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極限》一書中批判了人工智能研究的局限性。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隨后的二十多年里再版三次，德雷福斯除了每一版增加一部分序言之外，主體內容并未有多大改動。 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富有遠見性的哲學家為人工智能發展路徑做的形而上學的思考和預測。
但遺憾的是，人工智能研究者們在五十多年的時間里，即便是在人工智能這個詞再次成為“buzzword”的當下，也未能跳出德雷福斯設下的“詛咒”。 如果說德雷福斯的《計算機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極限》是人工智能“警世通言”，那么德雷福斯的另一本書《論因特網》則是一本關于互聯網發展的“醒世恒言”——在這本出版于2001年的小冊子里，德雷福斯展現了他對互聯網之于社會深層次影響的清醒判斷。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德雷福斯的論述早已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十五年后的中國互聯網語境中更具現實意義，你可能會發現，看似改變了一切的互聯網，其實并未改變什么。
變：革新信息組織方式
早期互聯網的先行者們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把線下的信息數字化，早期以新聞為主。比如世界上第一個門戶網站雅虎，以及中國的新浪、搜狐、網易等等。這些網站通過技術、人力（主要是人）將報紙、雜志的新聞變成數字化的內容，完成了互聯網的第一步。
當所有信息都以“平等”姿態示人時，其最直觀的沖擊就是信息爆炸帶來的焦慮和無助，德雷福斯在1999年完成本書第一稿時對于解決這個難題頗為悲觀，他甚至認為“由于網絡內容的爆炸性增長速度，開發出成功的搜索引擎很快將變得不再可能。”但來自斯坦福大學的兩個年輕人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給德雷福斯帶來諸多靈感。
佩奇和布林的想法聽起來很簡單：用網頁的超鏈接價值衡量這個網頁的價值，進而自動化完成網頁的排序，將有價值的網頁優先呈現給用戶。這也是后來Google搜索的原型。在互聯網內容（超鏈接）快速增長的背景下，網頁重要性完全可以通過超鏈接的多少與質量來“投票”。
德雷福斯在1999年剛剛成立不久的Google身上看到了解決信息爆炸的最好辦法。事實也的確如此，Google自一成立就秉承“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訪問并從中受益”的使命，迅速成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每天全球數億人通過一個搜索框了解世界，獲取知識。
隨著互聯網進入社交媒體時代，2009年以后，信息獲取和組織方式的新一輪變革大幕又徐徐拉開。像Quora、知乎以及最近刷爆朋友圈的社交問答產品“分答”，都是基于社交媒體基礎上的信息組織形式。
由于本書最后成書于2001年，看起來德雷福斯對于人類信息獲取方式的論述也就停留在Google的“解決方案”中，但德雷福斯還是極富遠見地拋出一個問題：學習和教育之間的距離有多遠？
不變：社會依然沒被解放
幾乎每一代新技術的出現，都會被人移植到教育領域。
如今新技術如虛擬現實、新理念如社交知識互動、新一代互聯網受眾，似乎重新定義教育的所有要素，比如真正實現遠程教育。但德雷福斯并不這樣看，他認為“當教授特定的技能時，老師必須是具象的，并鼓勵情感代入。”更進一步來說，技術無法改變教育的根本原因，是因為“我們對事物和人的真實性的感覺，以及與之交互的技能，都取決于我身體無聲的幕后工作。”
《計算機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極限》
[美] 休伯特·L.德雷福斯 著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1986
另一方面，因特網對于社會復雜性的影響力也微乎其微。德雷福斯花費了很大篇幅探討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虛無主義”——這是一種對于不同東西判斷的價值觀，認為一切都是同等的，沒有什么特別重要的事情值得為其獻身。
德雷福斯援引克爾凱郭爾1846年一篇質疑公眾和媒體導致虛無主義的文章展開論述，在克爾凱郭爾看來，大眾媒介的普及帶來了特有的公共領域討論，報紙具備可匿名性的特點也加劇了公眾討論熱情，但“公共領域存在于政治權利之外，意味著人們可以對任何事情持有自己的觀點，卻無需有所行動。”
一百五十多年后，克爾凱郭爾的所有擔心都已經“兌現”：
博客寫作的興起讓線上寫文章與線下行動幾乎割裂，人們更愿意記住那些在網絡發出聲音的博客主，而對付諸現實行動的人不聞不問；
社交媒體的發達大大降低了內容生產的門檻，人人都在發出聲音，每個人都成了內容生產者，但正如上文所言，基于Google的排名機制已經失效，新的過濾系統也未形成，加上互聯網天然的匿名特性，導致大量碎片化和煽動性的內容橫行。
比如，國內近幾年來興起的自媒體群體，由于絕大多數并不具備持續生產高質量觀點的能力，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自媒體人開始生產“新聞”——他們并非像專業記者前往事件第一線調查、采訪從而獲取一手資料，而是用搜索引擎、社交媒體現有的內容去整理，并用一些聳人聽聞的標題進行營銷推廣，影響惡劣。
很多人把上述現象歸結于互聯網的影響，但本質上而言，這不過是人性或者社會萬象的一種折射，也只是一個維度的折射。曾力圖通過社交媒體的匿名呼吁，發動線下抗爭并最終將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推下臺的瓦埃勒·古尼姆去年發表演講指出：“五年前，我會說如果你想要解放社會，你只需要互聯網就夠了。現在我認為，如果我們想解放社會，首先要解放互聯網。”
埃及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凱斯·R·桑斯坦曾在《信息烏托邦》里表達了同樣的擔憂，比如他所擔心的群體盲思：
“群體通過集體將已經做出的決策合理化，忽視外來的挑戰。一旦群體做出了某個決策后，更多的是將時間花在如何將決策合理化，而不是對它們重新審視和評價。”
群體盲思并非互聯網特有，但互聯網卻有可能放大這種極端的情緒。
自上世紀50年代，美軍在香農信息論影響下開展計算機通信研究算起，互聯網的歷史不過一個甲子；1991年，蒂姆·伯納斯-李創立的“萬維網”項目逐漸被人熟知；1996年，“Internet”（互聯網）成為主流用語。互聯網短暫發展歷程帶來的技術沖擊，與人類社會上千年沉淀的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并未給社會帶來真正改變。
那么未來呢？和桑斯坦對于技術的樂觀態度不一樣，德雷福斯的樂觀建立在他對人性的頌歌里：
“只要我們仍然還是血肉之軀的人，那么網絡可以發揮作用……這并非無視自身的局限與脆弱，而是因為沒有我們的身體——如尼采所言——我們將什么都不是。”
《論因特網》
[美] 休伯特·L.德雷福斯 著
版本：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5月
本文初載于《新京報·書評周刊》。作者：趙賽坡，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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