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減招，在江蘇，已經儼然演變成了“階級斗爭”事件！

最近兩天，耳聞目睹的，幾乎都是“高考減招”的事兒——朋友圈里，痛批教育部門、呼吁教育公平的聲音，持續地在怒吼、在咆哮；微信群里，更是橫幅標語和游行視頻在橫飛，大有一百年前“五四運動”的架勢。

我不想拿“程序正義”說事，是的，在高考減招這件事上，決策流程和信息公開都存在明顯的瑕疵。但是，身在中國，又有多少事講究程序正義呢，所以，從程序正義上討論高考減招，顯得有些虛空了、飄渺了。何況，從一省之角度討論程序正義，也不符合國情政體，中國畢竟不是美國式的聯邦政體。

我想指出的是，包括高考減招在內的一系列政策調整，為什么最受傷的總是中產階級呢？

要知道，在高考減招這件事中，情緒最激動，抗議最激烈的，幾乎都是中產階級。為什么這么說？真正的權貴階層，早已經看不上中國教育，人家王思聰從小學、中學、再到大學，都是在國外念書，那時王健林還稱不是頂級富豪呢；再說現在，又有多少廳級以上、甚至處級官員的孩子，還在國內讀大學呢，有是有，但比例很少，估級正處級以上官員的孩子，至少80%以上在國外讀書。

而中低收入家庭的父母，考慮更多的，可能不是讀什么985、211，而是學個什么好手藝、或者念個什么職業學校。不是窮人家的孩子，不上進、不好學、不聰明，而是教改市場化之后的教育現狀，優質的教育資源已經基本與窮人無緣——9年制義務教育，表面上是免費了，但實際上，窮人家的孩子，基本上從小學開始就只能念差學校，擇校生表面上只占20%左右，但實際上學區房等隱性高昂成本，早使得窮人家的孩子基本與統招生無緣。

讀不到好的小學，就很難讀到好的中學，讀不到好的中學，也基本與一本大學無緣。從這個角度看，也是每個成年人都能感受到的，高考減招對中產階層的孩子傷害最大。其實，再從江蘇高考減招支援中西部省份看，江蘇我們也可以視為“中產省份”，不讓北京、上海“權貴省市”高考減招，卻讓江蘇高考減招，“中產省份”似乎也同樣容易遭受詛咒。

談了高考減招，再談點別的，我們同樣會發現，現在的許多政策調整，最受傷害的依然是中產階級。

說說稅收改革吧，最與個體家庭相關未來有可能新增的，應該是房產稅和遺產稅，房產稅在前幾年重慶和上海試點后，去年已經完全立法初稿，今年下半年、最遲明年上半年應該會正式出臺。許多人不明白，怎么房產稅的正式實施，最受傷害的也是中產階段呢？

道理很簡單，房屋資產在中產階級的總資產中占比較大。在北京、上海、深圳的一線城市，擁有1000—2000萬財產的家庭，可以稱得上中產階級，這其中房產價值可能占到總資產的30%—60%，你說，征收房產稅對他們影響大不大？二線城市擁有500—800萬財產、三線四線城市擁有200—300萬財產的家庭，在當地也稱得上中產階級，但同樣他們的房產價值也占到他們總資產的30%—60%，征收房產稅對他們的影響同樣很大。

但是，征收房產稅對真正的權貴家庭影響卻不大，資產1個億的家庭，住房價值占比可能僅有10%（1000萬），資產10個億的家族，住房價值占比更可能僅有2%—5%（2000萬—5000萬），當然，富豪在海外買房投資、或者官員在海外買房洗錢的除外。而對于中低收入家庭，討論房產稅則沒有多大意義。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征求遺產稅，在現實生活中，要遠遠比房產稅更公平，權貴家庭對遺產稅的擔心，遠遠甚于房產稅。但是，遺產稅討論了10多年，至今沒啥進展，房產稅僅稍做試點就將全面推開。

再說說人民幣匯率，前些年人民幣是“外升內貶”（對外升值、對內貶值）、最近一年是“外小貶內大貶”（對外小幅貶值、對內大幅貶值），這同樣讓中產階級成為最受傷害的群體。為什么這么說？在人民幣對內貶值幅度大于對外貶值幅度時，富有階層有條件、也有渠道進行資產的全球化配置，政府也鼓勵他們進行海外投資，富有階層可以通過企業對外投資、對外貿易的形式，對沖人民幣貶值風險、甚至可以反向套利、政策套利，而中產階級的海外資產配置呢，卻一直有個5萬美元的年度購匯限制，去年人民幣暴跌時，甚至刻意給你來個不確定的預約排隊，中產階級的財富，只能爛在國內人民幣貶值的這一口鍋里。

在急速轉型之當下，為了和諧，為了穩定，給弱勢群體更多關愛，給低收入群體更多保障，適當的擠壓中產階級利益，這沒有問題，但是，不能總是拿中產階級開刀，而讓權貴階層置之事外。畢竟，一個良性的、向上的、流動的社會結構，應該是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社會，而絕不是權貴階層利益不可觸碰的金字塔型社會。

【來源/百度百家    作者/楊國英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