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來源于杜邦和陶氏化學合并的傳聞。 這兩個加在一起超過331年的老牌美國企業，傳出這樣的“緋聞”著實讓華爾街的銀行家們有些意外。不過在當下80%的GDP來自于服務業的美國經濟形態，傳統的制造業公司已然不再資本市場上討喜，與其花投入更多的科技研發，不如投資在研究如何更加多快好省的掙錢的邏輯，似乎已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行為標準。

根據杜克大學商學院的研究，在2009-2013年之間，各國商業投入在R&D （Research & Development）研發的比重來看，中國的研發比例儼然超過美國一大截。

如果將歷史周期再拉的長一點，從1980年到2007年，美國在研發上的成本比重，降低的速度已然讓人驚訝。尤其是參考在新科學研究領域的專業文章數量來看，已然從17.7%下降到了6.1%。杜克大學的研究教授Ashish Arora表示，從資本市場的反饋來說，越是注重研發的企業的市值，反而不如在研發上投入較小的企業的市值評估。他說，相對于35年之前，現在的企業對于基礎科學的看重減少了，而需求就更少了。

曾幾何時，不管是杜邦發明的尼龍和塑料王（聚四氟乙烯）還是陶氏化學研發的保麗龍（聚苯乙烯），材料的研發和革新，促進了產業的變化；不管是貝爾實驗室或是施樂實驗室，都是產生過諾貝爾獎的研發基地。而如今呢？坐落在新澤西Holmdel的貝爾實驗室曾經的校區環境已然成為新興商業地產開發的頭寵；而施樂在加州Palo Alto的實驗室已經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分支機構，不在著手開放式的研究而更多的承接應邀的項目。

《財富》的文章基調儼然充滿了對美國經濟布局的悲觀，被資本市場架空的產業格局，將傳統產業和基礎研發的重要性降至最低；而另一方面新興互聯網科技引領的技術或是商業模式的創新，蓬勃發展，讓基于第三產業為主的美國經濟主體越發的泡沫化。而對于中國，這個大洋彼岸的龐大市場來說，其創新的產業布局似然逐漸呈現出類似的問題，但目前來看卻比美國更樂觀。

麥肯錫在2015年10月出品《量化中國創新的力量》的報告中指出：目前中國每年的研發投入在2000億美金，在工程和科學領域產生的PhD有大約3萬人，同時專利申請的數量也居世界之首（2013年大約在82萬項）。而對于中國創新產業的預測，麥肯錫表示在2025年新的創新機會將打來1萬億到2萬億的經濟體量，貢獻將近24%的GDP增長。

在中國創新產業的布局中，既包括以消費者為主導的商業創新，也包括以效率為目標的生態創新，同時也包含了工程和科學領域的創新。不管是商業創新還是生態創新，而在工程領域的創新中，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尚未被完全開掘。尤其在醫療保健等方面，目前雖然有不少政府的支持，但是還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賴國外的設備和儀器。在科學領域的創新中，政府大規模的扶持和企業的重視，讓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獨占鰲頭。

有研究表示，中國在科學領域的創新本身也具備相當的中國特色。由于市場的龐大和數據收集的廉價，讓中國的科學家在生化領域領先一籌。麥肯錫以百濟神州（Bei Gene）為例，在其研發治療癌細胞藥物的過程中，應用了相對龐大的藥劑測試團隊，和有效的采集更多的病例樣本，而使得該企業在其領域能夠異軍突起。

事實上，中國的基礎創新并不局限于國內。路透社2015年6月報道了中國在美國投資R&D和申請專利的發展情況。文章指出中國公司在美國直接投資建立研發團隊，雇傭美國人來進行科學實驗，申請專利，為己所用。其中最大的包括華為，在美國設立研發而產生的專利申請查過100個。除了向華為這樣體量的大型公司，還有不少在生化科技、可替代能源以及高端半導體等領域，也有不少中小型公司通過并購美國企業，投入不少在基礎研發領域。而投入研發的成本占經濟體量的比例也將從2010年的1.75%增長到今年的2.2%。

雖然在中國并未見SpaceX那樣的公司，或將創新華麗的展示；雖然在中國還存在著大量的所謂的“C2C” ——Copy to China的商業模式，但是回望傳統產業和基礎領域的步步為營，也難怪美國開始有不少專家呼吁，更多的美國人離開投資人的資本視線和控制，重新燃起對基礎科學的研發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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