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反法西斯勝利大閱兵是中國首次在國慶節以外的日子舉行閱兵式，也將是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重要戰勝國的中國首次舉辦如此規模的盛典。做為一場提升愛國主義情懷，銘記歷史的全民節日，反法西斯大閱兵有著不可褻瀆的莊嚴色彩。

不出筆者所料，這場大閱兵又成每年一度的春晚一樣，成為了段子狗和廣告狗的狂歡盛宴。

來看看那些娛樂致死的段子

長安街逆行不帶牌，還壓雙黃線。

打開滴滴，這是哪個司機在天安門城樓上拉活兒？！

當白俄羅斯【父子】出現時，觀眾中則發出了被萌化的“aoooooo”聲。

清潔車方陣使來了，他們是我國隱秘戰線上一支特殊的隊伍，每天行駛在大街小巷，保衛著祖國，清潔著城市。

......

環球時報作為官媒甚至也在天安門軍樂響起之時發出了這樣一條微博：有多少人在跟著這些自帶魔性的歌曲哼唱？

以動漫娛樂為主要內容的B站甚至也直播起了這次大閱兵，一排排彈幕飛去，原本嚴肅的閱兵讓人不禁捧腹，但也不禁嘆息。

在這場大閱兵中，段子狗和廣告狗怒刷存在感，各大品牌借勢營銷，讓這場莊嚴的節日成為了商業與娛樂橫行的全民狂歡。

但是，這真的是我們要的結果嗎？

娛樂致死背后的傳媒變革

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說到，現實社會（書中主要以美國社會為例）的一切公眾話語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的成為娛樂的附庸。

在尼爾·波茲曼看來，這種娛樂致死來源于電視傳媒方式的普及：

電視時代蒸蒸日上；電視改變了公眾話語的內容和意義；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務領域的內容，都不可避免的被電視的表達方式重新定義。電視的一般表達方式是娛樂。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內容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而且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這場閱兵成為段子狗和廣告狗狂歡盛宴的背后，實際上正是傳媒變革時代中，社會化網絡成為主陣地的結果。

微博、微信朋友圈乃至B站這些社會化網絡傳播陣地上，去中心化的表達方式最大程度上釋放了網民表達的欲望，吐槽、搞笑成為了最受歡迎的表達方式，嚴肅的內容反而少人問津。

娛樂致死的今天，悲劇感何在

社會化網絡，通過用戶自身貢獻的內容，以用戶的興趣和體驗為線索，把單個的用戶聯系起來，發展出全新的社會關系。信息的極大豐富更延展了用戶的興趣，這無形中也導致了受眾從大眾化向小眾化發展的趨勢，也加速了大眾文化碎裂成為無數文化碎片。個人媒體強調“保留部分權力”，無論是技術本身還是個人媒體內容的開放，都是致力于讓任何創造性的作品都有機會被更多的人分享和再創造。

使命感、崇高感和悲劇感消失之后，多元化、差異化、去中心化衍生，也促進了次文化中意見領袖的形成。于是我們看到這場嚴肅節日中看似不合時宜的戲謔與娛樂，公眾的非理性特征甚至造成了“劣幣驅良幣”的后果:

個人的意志逐漸代替那些高高在上的使命感、崇高感和悲劇感。娛樂致死的今天，莊嚴的悲劇感逐漸消逝。

去中心化之后，如何再造中心

去中心化后，娛樂致死，但社會化媒體上重塑中心，再造主流成為了這個時代應有的要義。

從“中心化”到“去中心化”，要找回那些使命感、崇高感和悲劇感，恐怕還要“再造中心”。這并非是一個原地踏步的循環過程，通過去中心化的方式再造中心。

昨日在朋友圈看到“傳統媒體的小號”這樣一場主題活動，其中的意思是說和母媒體的官微不同，由各個部門運營的小切口的號，相對于母媒體機構來說就是小號。這些微信號往往刻意隱去母媒體的特色——比如“俠客島”玩神秘，不說自己是人民日報的；“團結湖參考”不說是北京青年報，以所在的地名團結湖故弄玄虛。

這些小號由母媒體某個領域的部門來運營，他們是脫穎而出的，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形成了品牌之后，超越官方大號，被視為代表母媒體的形象，最終以另一種方式來繼續引領思潮。其中“俠客島”更是讓大家看到一個復雜多樣的中國，一個行進中的中國，一個有希望的中國。在新媒體的今天，重塑權威。

意味深長的是，《娛樂至死》作者波茲曼自己也曾在互聯網上開設論壇，開展公共討論。他在回答網友的問題時曾指出，對于新技術的迅疾發展我們可能無能為力，但如果我們對技術的歷史與社會心理學有更清醒的理解，就有可能控制我們自己對技術的使用，而不至于完全被技術擺布。

也許，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類不斷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認真聆聽波茲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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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俊宇。慢幾步，深幾度。互聯網產品觀察者，只在靈感爆發時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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