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闌夕

6月，中美兩個最大打車應用的CEO分別向投資者發函，明確表態即將尋求更進一步的融資行為。

來自Uber的郵件里，“有著500萬人口的邁阿密是美國最大的城市，但是中國有著80多個人口超過500萬的城市”成為重中之重的強調。據公開數據，Uber在中國訂單保持了可觀的增速，雖然這個增長飽受“刷單”的質疑，但Uber中國的存在給原本希望合并之后可以順理成章接盤中國市場的滴滴快的增加了阻力。

而在滴滴快的CEO程維的敘述里，背靠中國最大的兩個互聯網巨頭，滴滴打車和快的打車不僅仍然擁有Uber難以觸及的出租車呼叫服務，且在互聯網專車領域，總計份額亦已超過80%，這種優勢的基礎，源于接近三年的市場教育和難以計算的燒錢補貼。“我們有2億用戶，這意味著即使在全球范圍，任何競爭對手服務的用戶數都只是滴滴的零頭”，程維的話，愈加證明任何新興行業都依然能夠在中國享受巨大的人口紅利。

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里，由于入口和體驗的唯一性，中國的公眾用戶逐漸開始意識到自己行使選擇權將對未來所產生的不可測的影響，甚至連飽受詬病、掙扎于拋棄漩渦當中的出租車行業都令人驚訝的突破中國素以集會管制聞名的抗爭邊界，在全國多地上演圍追堵截的私刑案例。

沒有寫好的劇本，一切轉變都令人目不暇接。

今年2月，滴滴打車和快的打車創造了中國互聯網史上的最大一起并購案，時任快的打車CEO的呂傳偉稱，戰略合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惡性的大規模持續燒錢的競爭不可持續”，在此之前，雙方都投入了大量的現金，以近乎白送的方式鼓勵司機與乘客選擇自家的服務，對沖下來，兩邊都不太能夠長期承受。

將利益關系改造成為共同體，固然符合博弈論的常識，但是環境并非封閉化的，Uber的擅自闖入，讓新誕生的滴滴快的沒有舔舐資本傷口的時間和余力，面對這樣一個同樣“不差錢”且分量十足的角色，基于價格的競爭有了長期持續的必然性。

主流的評論聲音通常認為，價格戰無法養育用戶的忠誠度，滋生的只是一群趨光的飛蛾，無益于行業標準的樹立。只是，旁觀者的冷靜與當局者的焦慮是兩條雙行線，所謂大道至簡，卻是知易行難。中國用戶的忠誠度，實際上取決于“剩者為王”的結果，“BAT”的大成也證明了選擇通常是因為別無他選，故而市場份額的數字擁有最高的話語權，是一切非理性的理性根源。

這也是為什么滴滴快的最新一輪私募融資的額度極有可能超過原定15億美元的原因，也是頗為荒誕卻又無比現實的一幅場景：資本借由互聯網公司之手，將財富拱手相送，向受益用戶購買選票，支撐前者的唯一動力，在于“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原始邏輯。

滴滴快的目前最大護城河，在于它所確立的“出租車、快車、專車、順風車”四條陣線，這在全球尚屬首例，也得益于中國出行市場的供給缺陷，有了垂直細分的絕佳機遇：

出租車是延續用戶的傳統習慣，象征安全和秩序；快車是低廉的私家車共享，照顧到了用戶的經濟承受能力；專車被程維定義為“體面”，滿足的是消費升級之后的合理選項；順風車則切入更為業余的拼車市場，鼓勵全民拉活、以杠桿形式抵消高峰用車的難處。

加上正在籌劃的代駕和大巴服務，滴滴快的正在完成從工具到平臺的演化，并有機會成為交通運輸的底層服務之一，而分配資源的權力，正是想象空間的極致。PC時代，信息作為核心資源，搜索引擎憑借“坐地賣詞”賺得盆滿缽滿，即是典型。擺在滴滴快的面前的課題，是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瓜分中國日均4.5億次的機動車出行需求，經過三年的優勝劣汰，Uber是當前唯一的一只攔路虎。

Uber顯然意識到了中國本土抵抗勢力的強硬，它在全球范圍之內野蠻生長，唯獨只在中國啟用了由合資公司單獨融資的模式，足以說明這場戰爭的漫長和艱難。同時，由于中國的法律及政策在對待互聯網的創新上具有高度的模糊特征和不確定性，滴滴快的和Uber可能在某些時刻又有著共同的利益，這又蘊藏了新的變數。

坦率地講，Uber雖然在所謂行業人群那里享有不虞之譽，但它更多體現在一種文化認同和營銷話題，除了少數幾個一線城市之外，Uber遭受到的阻力要遠遠高于它在北美和歐洲市場的“碾壓式”前進。在神州專車以出格廣告惡意攻擊Uber時，其實有著相同痛處的滴滴快的冷眼旁觀不發一聲，其實已經說明了戰爭的殘酷性——用張牧之對黃四郎的話來講，就是“沒有你，對我很重要”。

只是對于用戶而言，這似乎又成了兩只獅子還是一只狼的寓言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