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說：“感覺北京已經瘋了，似乎網齡超過五年，年齡低于三十，認字三千左右，英語四六級上下，知道KK，出入過媒體互聯網和廣告公司的朋友們都創業了，弄潮了，跟天使投資人喝咖啡了。”

上個月，我的朋友圈中又有兩個人辭職創業了。一個月的時間，眼見他辭職了，眼見他融資了，眼見他找員工，眼見他裝修辦公室，眼見他去杭州見馬云，眼見他去香港談融資，眼見他已經開始提醒自己“不要忘了為什么出發時，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旁觀創業者的生活，不僅降低了我對平庸生活的忍耐能力，甚至產生了一絲羞赧——覺得自己浪費寶貴的青春。

連我媽退休在家，每次拿我的手機刷朋友圈，都為一片熱火朝天理想不死的景象所打動，激動不已地表示自己不能游手好閑，要燃燒自己的余生，磨刀霍霍準備創業，并且在一天之內迸發出數個創業的想法：

“我要開微信公共號，教小朋友寫作文，vip的付費用戶可以手把手一對一微信教學，免費用戶可以看到他人的點評；我要開淘寶店賣你的閑置衣服和鞋；我要租個房子當倉庫，賣我做的牛肉醬……”

聽得我也很亢奮，只覺得她不再是那個我所熟悉的五十歲婦女，甚至準備當場掏錢當做她的啟動資金。但這種壯志凌云的演講，往往以她體力不支、倒頭大睡而宣告破產。

我的朋友說：“感覺北京已經瘋了，似乎網齡超過五年，年齡低于三十，認字三千左右，英語四六級上下，知道KK，出入過媒體互聯網和廣告公司的朋友們都創業了，弄潮了，跟天使投資人喝咖啡了。”

生活在北京、杭州這樣的城市，六度空間的理論變成了三度空間，你和一個登上財富雜志封面的人物之間往往只隔著三個人，幾乎可以看見巨額的熱錢在流動，見者有份，錢多速來。

互聯網創業圈子最常說的話是：“站在風口上，豬都能飛起來！”簡直像是新時代的大躍進：與火箭爭速度，和日月比高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去年12月，教育部發通知，要求高校建立彈性學制，允許在校學生休學創業。另外，聘請創業成功者、企業家、投資人擔任導師，進校園對學生進行指導——幾乎可以看見投資人指向年輕人烏泱泱的頭頂說“你就是下一個馬云！”的場景，每個人都澎湃，覺得說的就是自己。

作為一個叛逆了二十多年的學生，我想事情的思路基本上是學校禁止什么，我就熱衷什么；校方鼓勵什么，我就警惕什么。我開始想：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高校的口號為什么從“踏踏實實做人，老老實實讀書”，變成了號召大家休學開淘寶店？

一個殘忍而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為了解決盲目擴招帶來的大學生難找工作的問題，剛畢業，甚至還沒有畢業的大學生用父母的老本，或者是投資人的錢創業，為學校提升了應屆生就業率，為政府創造了稅收和社保稅。在折騰了好幾年之后，獲得了“屢戰屢敗”“落地的麥子不死”之類悲壯而文藝的聲譽作為失敗的補償。再沒有比創業犧牲自己，造福社會的好事了。

當然，所有年輕人在準備創業時，都是滿腹信心的。在《思考·快與慢》一書中，作者舉了一個例子：在美國，小型企業能生存5年以上的概率是35%，但是美國的企業家評估自己企業的勝算時，81%的企業創辦人認為他們的勝算達到70%甚至更高，有33%的人認為他們失敗的概率為零。

根據《南方周末》去年的一篇報道，上海市金山區調查了該區創業者現狀，發現創業成功的97名青年中，傳承父輩行業的有90人，占92.8%。

其實，我并不反感年輕的創業者，正如同我不反感任何一種特殊的人生經歷。我反感的是創業成為新時代的上山下鄉。掌握社會話語權的人，把空手套白狼的賺錢等同于創業，把創業等同于實現夢想，把夢想的定義變得越來越狹窄。這樣只有一種結局：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也歸凱撒。